“一位另类投资家的传奇经历与逆耳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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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国际融资》记者专程采访了长江基金及扬子资本管理企业的董事总经理赵聪，采访令记者深感到他的另类：他，没读过大学，

前不久，《国际融资》记者专程采访了长江基金及扬子资本管理企业的董事总经理赵聪，采访令记者深感到他的另类：他，没读过大学，是“老三届”，但30余年国际市场打拼积累的成败经验却可以成为专业行业课程的经典范例；他，管理的投资基金虽小，但一再“不怕错只怕贵”的第一轮投资大体上；他，选项目时，认为财务报表做得再好没用，就看人，而且是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去注意、对待创业家；看准了，果断投资，失败了，立马斩断

在杨子资本北京代表处办公室采访赵聪。 入座后，《国际融资》记者的提问刚刚落下，他打开门说:“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接受你们的采访吗？ ”我反问道。 以拒绝记者采访而闻名的他马上回答说“因为马上就要退休了”。 然后灿烂地笑。 采访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在这期间他讲述了他的投资理念和他的故事。

学历无大，资历甚丰——投资家的慧眼与定力是靠市场锤炼出来的

长江基金和扬子资本管理企业董事总经理赵聪是老插，像所有年代城市毕业的青年一样，被下放到农村广阔的天地。 在东北莫里达瓦旗插队的五年里，他学会了耕地、放马、捕鱼、砍树。 农民所能做的工作都很熟练。 然后，在不经意间爬上成为英雄的山砍树时，被为了救村民儿子而倒下的大树折断了胳膊。 至今仍在手术中嵌入的钢板在右臂中。 他也因此回到了北京，在难以青天的年头里生病回来了。 在那之后，他做过中学教师和工厂工人。

1979年1月，梦想从香港转道去美国读书的赵聪，因诸多原因搁置在香港。然而，谁都不曾想到的是，他这一留就留了34年。

赵聪把他在香港34年的经验分为三个阶段。 他这样对《国际融资》记者说。 “我来香港34年了，头十年每三年换一次工作。 接下来的十年是每五年换一次工作。第三个十年以后，我没有换过工作，也没有换过上司，是至今仍在做的风险投资家。 ’在最初的十年阶段，赵聪为了生存而做。 头一年，他每天做三份工作。 他插队练习的体力和首都青年的见识。 第二年，他开始做生意时，被一家日资贸易企业的老板看中了。 于是，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完成了。 一做就是三年了。 他让我彻底学习了进出口贸易的做法和日本企业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第四年，他跳槽到一家有台资背景、专门进口大型设备的香港企业，当时对台资实行了一些政策倾斜和优惠。 专门用于购买和引进大型设备，当时上海磁带工厂从美国引进的中国第一条录像带生产线是他引起的。 在那三年里，他参加了为中国国内许多公司引进大型设备的各种谈判，并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 1986年，赵聪与刚入职不久的香港企业和天津打火机厂合资，成立了当时中国大陆最大的重复打火机生产公司。 由于他出色的业绩，他被合资双方的股东一致推举为公司的首任社长。 在这个位子上，他深深感受到了管理中国公司的困难。 回顾在香港的头十年，“这一经验增加了国际贸易、设备引进、商谈、合资、合作、公司管理等专业信息。 ”。 赵聪是这样总结的。 这为他接下来十年的全面能力发挥奠定了良好的专业基础。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让多个爱国华商看到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商机。此时，印度尼西亚着名公司家黄鸿年先生从新加坡转战香港成立了香港中策集团投资有限企业（简称：中策），将未来的投资目标对准了中国大陆。受黄鸿年先生之邀，赵聪被拉进中策，任中策中国部总经理。随后的近四、五年间，黄鸿年决定，赵聪执行，中策先后在山西、福建、大连、宁波、烟台、北京、杭州、重庆、宁夏等地兼并收购了数百家国有公司。他们在福建泉州一把打包收购了泉州所有国有轻工公司，总共40多个，尽管哪些公司都是做雨伞、鞋带、拉链之类的小型国有公司，但却打响了中国大陆领域兼并、收购、合资控股的第一炮。尽管通过兼并收购方法，对这些公司实施关停并转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但在当时计划经济色彩十分浓烈的国有公司中间仍激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政界、商界和学界对“中策现象”究竟是令国有资产流失还是流通的焦点讨论。在中策这一系列兼并收购行动中扮演实际操刀人角色的赵聪，自然毫不犹豫地参与了这一讨论。他曾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国有资产是流失了还是流通了》的署名文案，以并购后公司产生的效益，来说明国有资产并没有流失，而是流通了。今天我们理性地回顾国有公司改革的历程，其实一定程度上走的就是中策之路。只不过中策当年走得太快了，快得几乎让全部还在计划经济的温床上酣睡的人，被中策大刀阔斧干起搞活市场经济买卖的声音惊醒。就是这种惊醒“美梦”的方法，在当年引来了多少指责与叫骂是可想而知的！

改革初期，中国市场经济火非常弱，中国政府借助三资公司的外力，向国有公司开刀放血，一点也不怀疑，是为了推进改革开放。 但是，在与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战斗中，中策的合并收购不仅遭遇过各种阻力，还遭遇过滑铁卢。 对此，赵聪表示:“当时，中策使用了这种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的最普遍和普及的方法。 也就是说，寻找有潜力、将来能上市、能赚钱的公司进行投资，不能赚钱的公司关闭。 中国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现在也逐渐开始运用这种方式。 因为中国人认识到只有遵循经济规律，资产才能流通，公司发展迅速，亏损，不值得生存的公司必须关闭。亏损公司的管理层必须撤出！ ”但是，这些理念受到当时刚接触市场经济的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波及，在习惯铁饭碗的干部和员工看来是不能接受的，推进改革开放也面临着很大的阻力。 赵聪告诉《国际融资》记者，在当时中策在山西合资收购盐化公司的开幕式上，一位老盐工指着主席台说:“满清政府不卖盐池，为什么要把盐池卖给外国人？” 在这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长期战斗中，我们感到幸运的是，正是因为有中策这样英勇牺牲、不懈努力的开拓者，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走向何方，取得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性成果。

回顾这段经历，赵聪依然感慨万千，他说：“我在中策的四、五年，真的相当于读完了大学，我学会了如何运作资金，如何收购、兼并，如何做上市、怎样解决股东、董事与管理层的关系。在那几年中，我光看公司就差不多看了近千家。”在中策的经历给予他的知识能量与实战经验，恐怕是任何学府都传授不了的。

离开中国政策后，他曾在中国投资、盈科数码、澳门五星卫视等企业担任过要职，资历依然很棒，但当被《国际融资》记者问到哪个资历对他影响最大时，他依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国政策 “对于成功的投资者来说，我认为是否有操作实践的机会是最重要的。 我没有学历，但有资历。 当时中策对我的影响，让我获得的知识让我受益终身。 因为我是中策，不是直接参加并购，而是在前线真的从头到尾亲自参与。 ”

赵聪坦诚地告诉记者，他从黄鸿年先生那里受益良多，黄先生处事果断，从不瞻前顾后、患得患失，这让他最为受益。赵聪这样评价黄鸿年：“他投资时果断进取，失败了也能果断地停止、斩断，这在投资行业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果断一定要树立在思维超前、考虑全面的前提下。用下围棋来说，你把这粒棋子‘啪’地摁下去，你在摁这粒棋子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粒棋子对整盘棋的作用、价值和意义。一旦摁下去，速度必需快。投资也是这样。投资要果断，但是并且也要考虑得很全面，要把眼光稍微放得长远一些。黄先生就是这方面的高手。”与此除外，还让赵聪感触颇深的一些是：黄先生给予他的指示总是很确定。“当我谈完一个项目回来跟他汇报时，他或者说：‘这个项目就不要再谈了，不用浪耗时间了’。或者说：‘这个项目你再多留一天吧，如果明天能谈到某某程度，我就做’。他不会说：‘我再想想’，更不会说：‘我考虑考虑或我们研究研究’。他是个赢得起也输得起的人。我觉得做领导的，不管你下面用什么人，你给他的指示越确定，越能得到好的结果。”

经过 年以上的工作经验，2002年，赵聪就任长江流域创业基金——扬子资本前身基金经理。 凭借过去的经验和他自身敏锐的评价力，在他第三个没有跳槽过的十几年里，赵聪有色管理了这前后两个基金。

不怕错，就怕贵——清晰定位引领扬子资本屡创佳绩

长江基金创立于2001年。 该基金由当时的沪港经济交流协会主导，与香港地产界和商界知名人士共同出资设立，主要从长江流域几个方面开展项目合作、项目投资、风险投资、项目融资、资产重组、融资上市、私募融资等相关咨询活动 第一期资金不多，只有一亿港币。 赵聪开玩笑地说，他之所以能幸运地管理这笔基金，第一是因为这笔基金太小，别人太小，不想管理。 这是赵聪先生的谦虚，他认为他小可以做大。 因为他的另类投资思维，他不想管理那个数额很大，每次投项目都多层申请的“漂亮难做”、没有自主权的“大基金”。 在随后的十几年中，长江基金相继加息，迅速发展为后来的扬子资本时，赵聪已经用平均年收益率约70%的不俗成绩单说明了自己的不负责任。

在任何一个领域里，如果想取得不错的成绩并出类拔萃，就一定会要求公司的管理人必需对自己所管理的公司优势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基金领域当然也不例外。在投资界摸爬滚打20余年的赵聪，在这方面无疑是个行家。

在谈到他管理的基金的优势时，他说。 “我管理的基金，主要优势很小，所以钱一定要齐全。 必须全部存入基金企业的账户。 另外，小事也决定了项目后期不能投资。 我只能做初期。 初期投资对我来说，可以说挑战性很强，风险也很大，所以这样的投资是及时的，不能拖。 如果决策一作出，就不能马上筹集资金，就不会有利于所投资的项目；同时，如果成功，就会有成功的自豪感。 我管理的基金与国内外稍大的基金不同，管理着5亿美元、10亿美元、或5亿美元、10亿人民币。 我认为那被称为“限额基金”。 国内外经济形势好，资金充足时，股东会督促你早日投资。 如果经济形势恶化，投资项目的钱又会落后！ 。 我不喜欢管理这样“干净又难吃”的基金。 赵聪笑着说。 “老实说，这些大基金不会去看什么太小的项目。 例如，如果要投资3000万个项目，五亿个基金板块他们必须做十几个。 这十几个项目，必须先找几十个、一百个，判断十几个好项目，然后进行尽职调查、几轮谈判等一系列环节，周期长了，每个项目必须投三五千万，才能偿还他自己的哪些费用，所以 我们扬子资本不能和他们相比。 我才管理着一亿港币。 换算成美元不到两千万。 当然之后管理1亿港币以上，但每期还是控制在1、2亿港币的规模，所以我管理的所有基金都是第一次投入，第二次、第三次没有做过。 不仅因为我们做不到，还因为不适合我的风格。”

赵聪讲的“风格”，是他投项目的一个基本态度。他向《国际融资》记者介绍说，“在投项目时，我的态度是‘不怕错，但是不能贵’。很多基金合伙人说他们的基金不怕贵，但是不能错。其实他说不怕贵，实际上他们是又想便宜，又不能错，但这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投资啊！所以，这些大的基金通常投的都是快上市的企业。因为快上市了，基本上就错不了，最起码错的百分比小很多。我呢，不怕错，我投的是最早期的，风险在这摆着呢，但是不能贵，各个项目我顶多投两三百万美金，有时也分两期投入，最多也就五百万美金到头了。”

赵聪和任何国内外的大基金相比，都是自己在潘家踢出了摊子，如果可以踢出小罐子，洗干净的话，卖的就是好成本。 不能踢完，错了，一个人摔倒，拉倒就完了。 他认为大基金会通过苏富比[微博]和嘉德拍卖来列举品牌。 买的东西没错。 至少错了的话可以退款。 只是价格贵，有钱有趣的东西去竞争。 赵聪称这笔投资为“投标式投资”。 在他看来，“投标式投资”是竞争资金实力，不是长江基金和扬子资本的定位。 他把自己管理的基金看成“小额投资”，认为“现在有多少中小企业希望小额贷款，但是他们贷款困难，银行贷款额度太小不想借给他们，所以民间小额贷款是有出路的。 投资也是一样，小额投资也是出路。 但是，许多大基金在这方面做不到。 大基金的管理者每年有上千万的管理费，做两三百万个小项目。 那个必须赔偿。 也就是说，各基金的投资优势基本上由基金的规模决定。 ”。 其实，初期的投资才是真正的“风险投资”。

注意扬子资本近几年的投资项目，不论是高科技领域还是以前传下来领域，大多集中在与客户日常生活息息关联的行业。对于长江基金与扬子资本的投资偏好，赵聪表示，首先，医药、食品等行业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因为这些行业对品质安全监控的要求很严格，一旦出事儿，人命关天，相对来说，人为的风险就大很多，而且医药领域，投资线很长，投资金额也不会小。他个体比较青睐于投资新材料、新能源、绿色环保等高科技新兴产业，以及哪些能够出现爆炸性增长的领域。

基金领域其实是员工跳槽比较频繁的领域，但长江基金和扬子资本的管理队伍一直很稳定。 大部分员工从基金创立之初就服从赵聪，这家企业工龄最短的员工至今也有5年了。 是什么创造了扬子资本管理人员稳定的局面？ 赵聪说:“大家在一起，第一是集中力量。 第二个就是像我和上司说的那样，“能开心就做，不能开心就不做。” 个人认为，人要在外面谋生，需要赚钱和快乐两个方面。 如果能快乐地赚钱，那就是完美的事。 对员工来说，你给他工资，那只是给硬的，软的是宽松和谐，容易上班的员工环境。 我觉得给企业员工的工作环境很宽松，很开心。 他们的工作压力不少，有时也会犯错误，但犯了错误你骂也没用了。 如果把错误拿出来大家讨论，这次不要有成千上万的人重复这个错误。 ”另外，赵聪还表示，企业团队首先从他的上司王英伟那里信任下属，可以为下属提供较为宽松和谐的人性化的工作环境。 这在香港不太容易。 赵聪自己也在致力于将管理的企业变成“早上起来就想上班”的企业。 “当其他企业来挖人的时候，我们的员工说:“我在这里做得最开心。 工资还可以。 有时会测量“为什么要去？” 这很重要。 ”赵聪说。

基金管理企业的成功，是和赵聪在前两个十年积累的经验、评估力分不开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做基金投资的最大优势是眼光，我个体觉得我在中国做了这么多年，有很多实战经验，所以我对自己的评估力还是有一定把握的。当然我也有失败的时候，当时看对的人后来也是会变的，但最终要看怎样去降低风险、减少风险，这才是风险投资的本质。”

恶魔隐藏在细节中——多年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是忠言，但却逆耳

在投资界闯荡二十余年的赵聪，深谙投资之道，但也发现其中存在的不少弊端。而在弊端中，他抨击最多的就是“报表拆析”这种投资决定方法。在他看来，以看财务报表来做投资决定的方法只适用于财务制度健全、经营者法制观念强的企业，因为只有这样的企业，其财务报表的可读性、可拆析性才是真实的。而在中国，尤其很多民营公司在刚起步时因为体制等这样那样的原因，存在大量伪造报表、做假账的现象，有些公司还有两三本账，有给银行看的、有给税务看的。在这种情况下，只看财务报表，在某一种程度上，就是自欺欺人。

既然这样的现象大量存在，为什么很多投资者明明知道报告的真实性、可读性很差，却还要依赖这种方式呢？ 对此，赵聪举例说:“就像现在一些人事部长在招聘员工时，是看简历和学历决定用谁一样，北大、清华、海外名校的毕业生都会用。 之后，如果这个被招募的人不能胜任，人事部经理至少可以说我看过他的简历，学历达到了企业标准吧。 这样，他承担的责任相对轻了很多。 如果这位经理因自己的评价而招致三流大学的毕业生，万一不能工作，他的责任将会相当沉重。 ”赵聪认为，在私募基金行业也是如此。 查看财务报表这一按程序的方法减轻了许多基金经理的责任。 如果投资失败，基金经理至少可以说是被报告欺骗了。 “在他们看来，被复制品骗，被白纸数字骗，不是自己的过错。 如果投资者不看报告，而依赖自己的评价犯了错误，后果会很严重。 ’赵聪意味深长地说。 在他看来，用这种投资行业普遍采取的做法投资民营公司是非常不可取的。 他毫不客气地说:“他按程序做了全部，说他没有责任，但实际上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 为了增加说服力，他列举了曾经投资的项目的例子。 那个投资项目的财务报表表示暂时货币资金也就是流动资金为零，但是外国董事看到了这个报告，让他把帐丢掉，把这个项目解决为投资失败。 赵聪这样向投资基金的外国董事表示:“他们的财务报表上显示没钱了，你看看他什么时候没钱了。 这个企业从一年前开始就没有钱了。 本来，他一年前死了，但他现在还活着，员工工资还在支付！ 这在国外是难以想象的，但这是中国创业公司的现实。 的业主，创业的股东卖了房子，还在为员工发工资。 我在这里重复了很多次。 你让我借钱，我怎么能扔！ 结果，半年后，这家我们投资的项目公司开始盈利。 但是，如果那时真的注销了，我们才是真的失败了吧。”回顾这个例子，赵聪总结了两个投资经验。 第一，投资者评价创业公司，光看报告书不能证明什么问题。 第二，投资者要真正读懂中国文化，像中国创业者这样敢于“倾家荡产”也一定要真正了解完成自己创业梦想的精神理念。 中国的公司家从来不把公司看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无论多么困难，都要拼命扛，决不轻易宣布破产。 因为他们多次知道会胜利到底，所以成功就在最后一步的努力中！

赵聪有他独到的投资决定模式，这是他在几十年投资经历中悟出的真经。他说，“我做投资看项目，首先这个项目必需得吸引我，比如做新能源、新材料或节能环保的朝阳公司，未来的市场很大，就容易吸引我。其次，我会再去了解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创始人。而这一条的关键在于看人准不准。如果看人看准了，出大错的可能性就基本不大了。可能只是你原本想两三年收回投资价钱，结果变成四五年了，投资时间变得长了些，只要你找到的这个体是一个敬业的人，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是一个真正想做事的人，那么，即便他所做的产品可能不对市场的路子，但他会根据市场不断修正产品，不断做出调整。即使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他也会以身作则去克服，这就是看对人了。我觉得人是第一生产力，看人是最重要的。人看准了，你的投资就有一半成功了。人没看准，再好的项目也会出问题。”

看人时，赵聪生动地讲述了他的经历。 “这就像谈恋爱、找朋友一样，是读心术。 人的行为方式、措辞、个性修练、思维理念、甚至眼神、手势等，都会出现很多这个身体的重要新闻。 从这些新闻中，我能分辨出打算花我钱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我出去和项目融资方交流，但通常不是一开始谈项目，而是从旁边了解一些其他事件。 在交流中，我分辨出这位想融资的老总是浮夸、天马行空浮躁的创业者，还是一步步深入思考的同时，知道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的创业者。 例如，一家公司想融资，但他给我吃的第一顿饭是鲍鱼鱼翅，不管他多么热情，我都不会投资他的公司。 请考虑一下。 如果没有钱，却这么空虚，接下来怎么办？ 例如，公司的经理和我说话的时候，他进来请求员工的指示。 社长烦躁地说:“没看到我在和外商开会吗？” 这样的公司房子我也不喜欢扔。 请考虑一下。 请示工作的人可能已经在门口犹豫了很久。 最后是强行进来的。 应该请示的问题一定要由老总马上处理。 其他上司说:“看看投资了多少钱？ 有钱就做，没钱就不做”。 面对这样的人，我也会低头离开！ “很多人喜欢谈论细节决策的成败，赵聪更是木有。 “虽然说细节是成功的关键，但实际上很多恶魔都隐藏在细节中。 不处理细节问题，就会死于细节。 ”

考察项目、了解团队是每一家投资机构必需履行的程序，但是，究竟如何履行？如何评估团队的优劣？当《国际融资》记者问及此话题时，赵聪的见解让我们看到了另类思维。

赵聪的建议是，要看球队，必须先看球队队长。 在他看来，球队队长非常重要，能当连长，有没有潜力能当军队长。 也就是说，当连长和当军队长完全是两回事，一点也不是管人的问题！ 管理企业也是一样。 接下来，看这个队长能不能把他的队员召集到身边。 他很详细，一家企业成立三五年了，团队里的人都是一年内招募过来的。 即使cfo、ceo全部拥有，北大、清华、美国的学历背景也占了上风。 这个队不能算是一个队。 最多只能叫“团体”。 如果这个企业成立三五年，甚至更长的话，企业中有不少人从一开始就跟在这个团队的前面一起吃苦，共同承担了风险，这样的团队才被称为真正的团队。 他说:“有多少人和你一起来到今天，这些都非常重要。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该队队长是个人品德良好、有人格魅力、有聚集能力、应对困难和风险应变能力强、能够团结和照顾自己球队的选手。”

对于有些投资者不愿意投夫妻俩共同持有股份的企业这一情况，赵聪给出了另一种建议。他说：“这种情况不是不可以投，但是一定需要注意其中谁做主，谁做副，同时这主副之间是否配合。做主的不管是老公还是老婆，做副的都心甘情愿地去辅助，这样就是好现象。就怕主副不分，暗中较劲，这就有问题了。”赵聪表示，如果从风险立场看，他还乐意投这种夫妻店。因为企业一旦失败，投资人可以撇账离开，但企业的失败对创业者来讲是关系到两个家庭生存的大问题，所以他们会使出百分之二百的拼命精神做好这个企业。但是，有一种情况赵聪不欣赏。他举了个例子说，有家公司的老板是位女士，企业股份却是她和她母亲的，问及股份为什么没有她老公的，她说不用给他。后来赵聪了解到，她老公就是开车接他来看项目，并给他倒茶水的那位男士。“这个细节让我感到她的这个家庭不平等，而且她不重视她自己的家庭。这样的公司我们也不会投。当然有些夫妻店能同甘共苦，但不能共享成功富贵，这也是要尽早观察与预防的，这在中国已不是个案了。”

这几年，一些投资者喜欢投资海归创立的项目，也有人只投资海归。 对此，赵聪在他自己遇到海归时，反而会小心。 他的看法是这样的。 “我经常和人说话。 我不在乎他是回海边还是出生长大。 人的贪婪本质是一样的，不是你在国外呆了很多年，你不贪婪。 我回过一点国外，但是他们在国外找不到“满意”的工作。 这几年国外经济那么差，中国还有机会。 于是，只好回中国创业当上司。 你认为如果有一天美国哪家企业突然拿出十几万、几十万美元的年薪雇佣他，会怎么样？ 一见到想融资的回国，你为什么回国？ 你在国外做了什么？ 在国外，为了提高怎么办的价值，也有不花百万年薪就想回国创业的海外回国者。 我一直不太相信，这么年轻就有这样的境界，怎么可能呢？ 这不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啊。 我曾帮助拆除过海外汇款项目。 我告诉投资者，对这个项目的投资你不能超过上千人的30%。 只有让那两家企业的创始人(海外汇款)控股，他们才能有责任感。 但是，那位投资者说这个项目好，市场大，在对赌条款上吃了一点，最后他占了60%以上的股份，那两个人侨汇不占40%。 据说企业资金链快要断裂的时候，那两个人说要去美国催收费用，回来的时候，去的钱也放在了自己的口袋里。 海外回国一般都呆在国外，见过世面，英语写得很好，商业计划书写得很漂亮，但是团队实践和经营能力不一定很好，但是他们骗外国人基金很容易。 外国基金的一些管理人在中国寻找投资项目，但还是戴着有色眼镜，所以他们认为留学过、接受过海外大学教育的是‘君子’，值得相信。 特别是具有海外专业知识的专家值得投资。 这个世界是谁死的？ 其实大多死于专家之手。 雷曼不是被专家杀害了吗？ 美国很多上市公司做假账都是什么样的外国专家，所以多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其实国内外大学生也一样，关键是人品！ ”。

作为投资人，他给同行的一个最大建议是“平等方可互利”。在赵聪看来，靠拿点儿钱，就想把人家前途命运全操控在自己手里是不可能的，投资人首先要学会尊重创始人。他举例说：“比如一个家长已想好了通过读什么大学、上什么系这个路径培养他的孩子，突然你一个外人去人家，发现这孩子歌唱得不错，于是就对孩子家长说我出钱让她去做超女吧！这个家长能接受吗？同样的道理，投资人投了某公司，这证明事先已认可了创始人的理念，那就应该考虑如何样随着创始人的思路同行，并且在他错的时候去引诱他向对的方向走，而不能把公司家当小羊，想如何宰割人家就如何宰割人家。作为投资人，应该永远记住，你只是个小股东，你这个小股东是决不能替大股东安排命运的。”

他反复强调投资者和公司家之间有必要平等相处，在平等的前提下实现了互利共赢。 “投资者如果不能尊重公司的房子，就会戴有色眼镜对待公司的房子。 那么，你设计的所有合同条款实际上都是与你认为“小偷”、你认为是骗人的人进行比较而设定的合同条款。 ’在赵聪眼里，这个方法以后会很麻烦的。 “中国的公司有个性。 如果他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已忍辱签约了，但之后他在想办法治好你！ ”赵聪进一步说道。

当《国际融资》记者问及被投公司如果融资渠道通畅且运营良好，是否还有必要上市这一话题时，赵聪拆析说：“作为风险投资，上市是我们最好的退出方法。当然，如果这个公司的创始股东有能力回购我们手中的股份的话，不上市也是可以，但回购的价钱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开价较高，他买起来也会很心痛。但上市就不一样了，上市会有一个很公平的市场价钱，你不买，别人可以买。这是其一。其二是，作为公司家，要考虑你的公司需不需要不断地扩大。有些项目、有些产业是需要不断注入资金、不断扩大的。稍慢一步，就可能被同行竞争对手淘汰掉。而在公司不断扩大、不断需要资金的过程中，上市实际上是最好的融资方法和渠道。其三，公司上市还有一些非常重要，就是可以提升公司的社会地位、领域地位和信用地位。从另一立场上讲，生意伙伴会因为你是上市企业而获得安全感。”

当然，长江基金和扬子资本是投资初期的基金，因此在项目快速发展的第二、第三次再融资时，该基金可以根据合同转让一些旧股，减少大股东的股权摊销费，还可以回收一些本金来创造新的收益 用这样的方法控制风险规模，也是像我们这样的小基金的优点。

对于饱受非议的对赌条款，赵聪也有自己的独到见地。在他看来，对赌条款是风险投资的程序条款。如果没有对赌条款，双方就没有目标。他表示他所投的全部项目都有对赌条款，但并且，他也从来都没有执行过。对此，他也用打比方的方法给出了解释：“比如说你的小孩正在上学，你看他一直都很认真、很努力地学习，但是考试却没考好，没有达到你制定的要求，你是鼓励他还是罚他？我要说的是，对赌条款不应该没有，而且双方——投资者和被投资者，都要很严肃、认真地对待它，但是如果预期目标没有实现，投资者应该具体情况具体拆析，冷静、客观地拆析这个项目是不是由于时间还不够才没能在市场整个铺开，才没有完成指标等等，而不是一个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一棍子。并且，被投资者也要反省自己为什么没完成目标以及应该如何样处理这个问题。实施对赌条款总是消极的办法同时伤感情，所以还是用积极的态度处理问题最好！”

回顾30多次在市场上战斗的经历，赵聪用两句话总结如下。 “不可能如愿以偿。 但是，不要无愧于我的心！ (摄影黄承飞) )。

点击长江基金及扬子资本董事总经理赵聪

赵聪先生，1950年出生，祖籍云南。 幼年在北京念书，上山多年(老三期)去农村，去香港，曾任中策集团中国区总经理，跟随黄鸿年创立了中国招商引资的新模式。 之后，在中国投资集团、盈科数码、五星卫视等企业担任要职。 目前长江基金和扬子资本管理企业董事长，从事投资领域20年。

当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曾要点评价的中策现象，均出于赵聪先生操作的范例，赵聪先生执掌长江基金与扬子资本期间，共投资约20个项目，平均年收益率约70%以上，是中国风投界元老级领袖人物。

聚焦长江基金和扬子资本

私募股权企业长江基金及扬子资本（yangtze china investment）是项目投资和实业投资为主的专业投资企业。首要从一些事项目合作、项目投资、风险投资、项目融资、资产重组、融资上市、私募融资等关联咨询与推荐业务。

基于先进的金融与经营理念，长江基金及扬子资本为中国国内中小型企业提供高质量，专业的服务，树立公平、互信的合作伙伴关系，并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公司的综合优势，设计了不同的经营与合作方法，先后在中国大陆投资了金门科技、武汉华丽、古杉生物、巴士在线、唯美度、v2视觉等项目，并由此推动了公司与资本的契合，并通过项目证券化实现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