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继续以前传下来投资方法对城镇化是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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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累积的地方债风险警醒地方政府，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从以房地产为主的土地经济向多元化投资转型，加速开放市场，鼓励社会

不断累积的地方债风险警醒地方政府，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从以房地产为主的土地经济向多元化投资转型，加速开放市场，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共设施。

日前，国务院要求审计署对全国范围的政府性债务进行鉴定，此次鉴定范围达到了五级政府。 这不仅表明中央政府关心巨大规模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以下称为“地方债务”)，也观察到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形成的地方债务风险。

实际上，这并非第一次对地方债进行审计。年，审计署就对地方债进行了全面审计，审计结果表明，截至年底，除54个县级政府没有地方债外，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债余额共计107174.91亿元。

时隔 年，地方债仍在持续膨胀。 —年，审计署还对36个地方政府本级年以来的政府性债务变化情况进行了“抽查”，经2年时间，上述地方债务余额增长了12.94%。

一个客观事实是，地方政府的投资以及还债融资通常都是依靠土地储备作为抵押品，这就迫使地方政府只能维持或推动房价、地价上涨，同时鼓励当地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但如此一来，就使得一点二、三线城市的房屋空置率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也让地方债、土地出让价、房地产价钱等牢牢纠缠在一起，成为一个“死结”。

目前，中国的地方债风险有多高？ 即将开始的城市化会对地方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患有“土地财政”依赖症的地方政府如何走出地方债泥潭？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城市化与公司家论坛上，时代周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海南)改革快速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把规模城镇化作为目标地方债就会扩大

时代周报:公开资料显示，未来两年，我国地方政府将进入偿债高峰期，资金压力较大。 你觉得这个看法怎么样？ 国内会出现像美国底特律那样破产的城市吗？

迟福林：首先要肯定的是，从各方面的条件来看，中国不可能有城市会像底特律那样破产。其实关于地方债的问题，要确定的是，一是要有充分的估计，要看地方债的危险系数。中国的地方债和海外的城市债务是不同的，这点非常重要。我们的地方债基本都和各地方经济增长融合在一起，很多地方债的形成，都是政府拉动投资，创造很多投资平台形成的。现在地方债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应该引发高度重视。

第 个是目前的地方债还在可控范围内。 目前的关键是能否尽快转变快速发展方式，特别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如果还是以规模城市化为目标，扩大投资，扩大项目，地方债将继续壮大。 但是，我们知道，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债也不能再涨了，必须加以控制，在控制的过程中会逐渐减少。 如果出现这种趋势，地方债就不会出现不可控的风险。

时代周报：江苏、山西等地出现了比较紧张的债务风险。你认为这会不会进一步加重或者演化成地方经济的危机呢？

(/h ) )迟福林)局部地方债务风险显著，但从整体来看，采取了第一个措施。 这里的具体措施是:第一，国家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重点放在户籍和人的城市化上；第二，中央要进行财税体制改革，加大对地方常规财政转移支付；第三，开放市场。 地方需要投资。 市场必须开放。 而且，中央必须只给予政策上的支持。

时代周报：中央要求审计署今年7月底开始摸底地方债行动，释放出了一个什么信号？

(/h ) )迟福林)第一，必须探索房子的底部； 第二，关于地方债，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第三，各级政府要想办法逐步处理这个问题，而不是增加地方债的规模，增加地方债的风险。

我最大的担心是以前传下来投资方法再继续

时代周报:目前，到处都在推进城市化，许多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热衷于忽视自身的债务危机，创建新的城市。 许多专家担心这将成为新的“建造城堡运动”。 你觉得这个现象怎么样？ 地方政府为什么热衷于建立新的城市？

迟福林：造新城的风险很大，现在关键是国家要出台政策禁止这么样去做。地方政府热衷于造新城是体制的问题，因为不论是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财税体制，还是如今的干部选拔机制，都和gdp联系在一起，造新城可以拉动地方gdp的增长。

时代周报:城市化会不会加剧地方债？ 有没有办法不给地方政府带来过大的债务压力，应对城市化大规模投资的资金问题？

迟福林：现在，城镇化可能加大地方债的规模，因为我们目前竞争性地方政府模式还不太容易改变。但是如果中央政府出台的改革（措施）在某些方面有突破，那就是好事。比如说我们加大市场开放，比如说地方上的公共设施投资，首要是社会资本，政府购买服务，如果这个速度快，那么就会大大减少地方政府的投资压力，这个快就会很好；第二，财税体制改革的（加）快，也可能会减少（地方债）。

所以，现在重要的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时代周报：通过投资来拉动城镇化，会不会担心投资过热的状况出现？

迟福林:现在我最担心的是规模城市化带来的以前的投资方法。 过去以产业和工业推进城市化，以土地扩张为前提，以房地产为第一支柱。 这样的投资如果继续下去，对未来的城市化将是灾难。 这样的城市化短期内会带动增长，但中长期会成为灾难。

人口城镇化的投资空间相当大，我算过一笔账，到年，会有4亿农民工进城，按各个人10万块的最低标准来进行公共设施建设，这就是40万亿的投资。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投资空间，而是要进行投资结构的转型。比如购买城市的轨道交通是投资，那么与人口城镇化相适应的教育、医疗等也同样是投资。此外，政策制度一定要有革新。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能否顺应人口城市化的变革及其快速发展的大趋势，推进投资结构的变革。 在推进投资结构转换的过程中，通过拉动投资，投资成为比较有效的投资，最终实现耗费投资的动态平衡。

破解资金难题关键取决于市场开放程度

时代周报:但是，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土地是地方政府投资资金的第一来源，也是地方政府还债资金的第一来源。

迟福林：土地扩张，正是以前传下来的增长模式当中的一个问题。如今地方政府完全承担的土地已经没有多少扩张的空间了，地方政府一定要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不能再用拉动gdp总量为目标、以土地扩张为突出优势的增长模式，这样的方法很快就会走不下去了。

时代周报:那个地方政府应该如何处理资金问题？

迟福林：在过去土地是地方政府资金的首要来源。现在，如果市场开放得够快，那就会有投资。其实现在从整体上看我们的社会资本并不少，所以即使市场开放，也是有一定保障的。换句话说，就是肯定会有投资进来。现在关键的是取决于市场开放程度。中央政府在这一些上其实很确定，就是政府放权来激活市场。比如政府出面购买公共服务，特别是公共设施服务，下一步就是教育、医疗、文化市场的开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时代周报:前几天，广东省发表了关于土地和宅基地流转的意见。 这是考试还是有可能展开？

迟福林：我的主张是要展开来的。因为农民对宅基地没有法律上的权利，只有农民对宅基地承包地物权化了才有权利，所以，这是承认（向）农民自主权走了一步。但是这一步不能在一个地区，因为这是整个物权法的撰改，在某些地方试点后在全国宣传，是一个大方向。当然这个政策在短时间内要在全国范围内宣传起来可能还有难度，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了法律的撰改。

这次城市化之后，农村土地的改革从征地开始，之后涉及农民对土地的权利，也就是刚才说的物权还是债权。 承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是财产权，它应当受物权法的保护，土地的性质可以不变，但是财产权的主体必须明确。 但是，这一点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但仍有很大的争议，未来需要处理的问题还有很多。

城市住房结构不合理导致房价奇高

时代周报:就土地改革而言，不得不说，在此次全国地方债评选中，与地方债相关的房地产项目是评审的要点。 由于许多房地产项目的债务压力隐藏在地方债的风险判断中，每当地方债危机出现紧急关头，房地产总是可以说是最后的救星。 近来，许多住宅市场出现了“烧夷营”的局面，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拯救尽管债务累累但仍不得不举债迅速发展的地方政府。 那么，这次城市化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迟福林：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房地产的影响，我想，这是一个中长时间的历史快速发展过程。未来十年可能还会有四个中心城市建成，在这些城市里的一点低收入群体也会有改善住房条件的诉求，城镇化对于房地产市场总体上来讲是利好的。但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城市里面的住房结构不合理，房价偏高。

时代周报:你认为房价高是什么原因？

迟福林：房价偏高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土地价钱过高，关联的税费也较高，所以如果有一个以财税为要点的结构性改革，就可以把房价适当地降下来。当然，实行财税改革的前提是住房结构的改变，比如增加保障性住房，这样改善诉求和投资性诉求就分开了。过去的房地产市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严格的分开。如果房地产有三个不同的市场，且在用地政策上也有所不同，那么房屋的价钱就会有明显的差距。

时代周报:现在大城市的房价持续上涨，但是中小城市的房价没有明显上涨，这一奇怪的现象被发现。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迟福林：现在大城市的房价确实仍然在升高，从这里面也看出来，今年房地产市场对经济拉动比去年要偏高一些。我想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因素：首先，大城市集中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大多数人现在依然在往大城市里面挤；其次是我们的投资渠道较少，所得使得房地产成为了一个投资的重要渠道，这是让人不容忽视的突出的矛盾。

我想我们的下一步，就是要让中小城市的公共资源得到比较明显的改善，那么二、三线城市，甚至三、四线城市也会引诱房地产迅速地快速发展起来；最后，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土地价钱的改革，现在在用地的时候，服务性用地的价钱要比工业性用地价钱高很多，那么将来在土地价钱方面，通过财税改革，应该说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